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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24 00:20 来源:国 华新闻网

  

  ”比如,在如何看待民主的问题上,针对一些人对中国的民主问题的指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判断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八项标准”,即: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这类“神药”销量巨大,年销售额动辄高达几亿元、几十亿元,往往夸大疗效和适应症,用广告或“带金销售”手段进行营销。

  增强我国职教的国际影响力,就要不断强化职业教育领域多边双边政策沟通,多渠道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  近日,新乡市委办公室专门邀请年届八旬的市政协原副主席王玉堂,结合自身工作经历,以“理想信念传统”为主题进行专题辅导。

  同时,还要强化制度保障。抓住了这些关键问题,领导干部在面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就能够做到忙而不乱、忙而不累了。

  总行党委副书记、监事长、机关党委书记宋曙光出席会议并讲话。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聚焦“七个有之”,严肃查处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的“两面人”和违背党的政治路线、破坏党内政治生态问题,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

他强调,增强“四个意识”,是解决党内突出问题,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是应对当前各种危险和考验,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在这次机构改革中解决,切实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组织保障、力量保障。

  当前,要深刻认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团结一心,扎实工作,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交出满意答卷。  第五,中央政治局每年召开民主生活会,进行对照检查和党性分析,研究加强自身建设措施。

  《条例》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明确规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要听取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汇报。

  一方面,要扎实推进机关纪检组织建设,推动机关纪委书记专责专干,按照查审分离要求设立相应职能处室,选优配强纪检干部队伍;另一方面,要大力提高机关纪检干部素质和本领,贯彻落实总书记对纪检队伍的要求,做到忠诚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把严的要求落实到中央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各方面全过程。

  六项建设,就是突出贯彻落实十九大提出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这5大建设,加上文化建设,通过进一步深化精神文明创建和群团工作,更好地发挥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

  重视思想建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上的立场坚定性、工作有效性,是保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落实有执行力、准确度、覆盖面的关键,也是关系地区或部门甚至国家全局发展的关键。  杨东奇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机关党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为推进新时代机关党的建设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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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24 09:51 作者:汤琪 来源:中新网 编辑:常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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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重托,担负着重大领导责任。

你家的小区有分类的垃圾桶吗?你会对垃圾分类处理后再扔进去吗?垃圾分类的好处,你感受得到吗?

 
  3月底,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在全国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尽管早在2000年,北京、上海等地就被确定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17年过后,中国垃圾分类的效果仍不尽人意。
 
  垃圾分类是谁的责任?
 
  据媒体报道,“十二五”期间,北京在3700余个小区开展了垃圾分类的试点示范,占全市物业管理小区的80%。投放的分类垃圾桶,起到了多大作用?近日,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走访了北京的一些居民小区。
 
  记者在北京朝阳区农光里小区观察发现,该小区居民楼下放置有三类垃圾桶,分别是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但每天早晨,所有垃圾桶中的废弃物都呈现无序状态,垃圾分类的宣传板沦为摆设。
 
  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主任孙敬华就居住在北京海淀区的一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作为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她尤其关注自己所在小区的情况。她发现,在该小区的厨余垃圾桶里,废弃物往往成批次分布,有时小半桶都是莴笋皮,而零散的、类型丰富的厨余垃圾非常少。
 
  孙敬华告诉中新网记者,这是因为小区里有垃圾分类指导员做二次分拣,她透露,“他们原本的职责是对居民垃圾分类宣传、指导和监督,但后来退化成每天从居民随意投放的垃圾袋中,徒手捡出厨余垃圾,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孙敬华为此自制了一张垃圾分类的宣传告示,希望能分担垃圾指导员的工作,但当她准备张贴在楼道电梯口时,却被指导员拦下。该指导员表示,分拣垃圾是她的工作,她拿着补贴,就别把责任推给居民了。
 
  “谁产生的垃圾,谁就有分类的责任,怎么反倒成了保洁员的责任?为什么就不能动员居民自己做垃圾分类呢?”孙敬华质疑称。
 
  “雷声大、雨点小”的宣传
 
  孙敬华的困惑只是当前垃圾分类困局的一个缩影。在自然之友评选出的2016年环保关键词中,“垃圾分类细化”的得票排在第三位,比第四位的“雾霾”更引人关注。
 
  不可否认的是,自2000年北京、上海等地被确定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后,政府方面不断加大对垃圾分类的倡导和投入。
 
  除了北京,据媒体报道,上海的垃圾分类现已覆盖500万户家庭及大部分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另有约180万户居民实现了按户参加日常生活垃圾“干湿”分类的环保档案记载;杭州、昆明、广州、济南、海口及长沙等城市均进行了垃圾分类的探索。
 
  然而,民众却难以感受到这些积极探索带来的现实改变,甚至有人感觉,垃圾分类的宣传往往“雷声大、雨点小”。
 
  2015年,有媒体曾对中国的垃圾分类现状进行网络调查问卷,在参与其中的2000人中,仅12.5%的受访者感觉垃圾分类效果显而易见,仅38.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一直在坚持分类存放、投送垃圾。
 
  那么,垃圾分类究竟难在哪里? 孙敬华认为,“光靠鼓励、倡导和宣传是很难说服大家去将垃圾分类,而且一些人还会质疑:我将垃圾分类之后,怎么就来了一辆垃圾车把所有垃圾拉走呢?”
 
  孙敬华说,就拿北京来说,其实,北京的厨余垃圾会有专门的厨余回收车来处理,大概每周来小区三次,不过,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些细节。
 
  “大部分居民不知道自己小区有分类回收的,即使知道,做不做又是另一回事。”孙敬华坦言,没有奖励,没有惩罚,看到别人都混合扔垃圾,愿意主动去分类的人就不会多。
 
  垃圾分不分类有何区别?
 
  曾有专家认为,垃圾不分类并不影响焚烧的安全性,目前的垃圾焚烧技术可以把焚烧垃圾生成的二噁英(Dioxin)分解,而且对烟气的排放也有严格的控制。
 
  “都说生活垃圾焚烧没问题,说污染物二噁英的排放量低,影响忽略不计,但光说不行,还要有数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说不清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的社会成本,就无法说服民众去做垃圾分类。
 
  今年3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发布《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该报告分析了北京三座正在运营的垃圾焚烧厂、以及规划中的八座焚烧厂的排放数据,宋国君便是这份报告课题组的首席专家。
 
  报告根据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数据,再结合垃圾焚烧厂公布的二噁英数据以及风向预测全市各落地点浓度计算,结果显示,北京市二噁英可能致癌人数之和为241人/年;假设经过妥善分类,每年致癌人数将从241人降低至182人,减少1/4的致癌率。
 
  报告还显示,假定2015年北京已经实施分类减量,实现源头分类、厨余单独处理、可回收物资源回收利用,能够使得生活垃圾管理社会成本从42.2亿元降低至15.3亿元,降低64%。
 
  宋国君指出,他并非反对垃圾焚烧,而是通过对比全量焚烧和分类焚烧的社会成本,进一步验证了前端垃圾分类的必要性。
 
  孙敬华表示,垃圾不分类就会造成垃圾填埋和焚烧的量特别大,大量的厨余垃圾如果不被分拣出来,只会进填埋场、焚烧场,这个量就是持续上涨的。
 
  专家建议:不分类要被处罚
 
  近年来,有关垃圾围城的话题得到社会广泛关注。据媒体报道,相关数据表明,中国每年的垃圾增长速度明显,但垃圾处理能力并没能跟上,北京的垃圾在未来四五年内将无地可埋,上海有的垃圾场已与居民区为邻。
 
  “政府应当将垃圾不分类的代价明确告知公众。”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北京零废弃发起人毛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如果能明确告知民众不进行垃圾分类会让自己受到伤害,人们就会感受到更多的压力,进而产生更大的行动可能,把垃圾问题当作自己的事情,逐渐固化“我的垃圾我负责”的意识。
 
  “一个人如果得了癌症,一个家庭可能就垮了。”宋国君告诉中新网记者,他所领衔发布的报告想传达的就是,通过努力做好垃圾的前端分类,能够使焚烧厂减少垃圾焚烧量,减少可能患癌的人数,让民众改变生活中处理垃圾的习惯。
 
  今年3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方案要求,在全国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引导居民自觉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
 
  宋国君建议,生活垃圾要在源头进行强制分类,不分类要被处罚,民众应建立环境友好的意识,使得垃圾分类成为每个人的基本素质。
 
  “此外,还需要一个专门的资金机制,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反复宣传教育,以及给予对厨余垃圾、可回收物进行资源利用的企业一定补贴,动员更多力量参与其中。”宋国君说。(汤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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